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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黨策動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

來源:農工黨江蘇省委會  時間:2014-11-24 03:54:20  編輯:胡文生


 

1951年,時任農工黨中央主席章伯鈞在談“農工民主黨歷史情況”時說:“1932年‘一二八’抗戰,與我黨幕后策動關系很大。十九路軍贛南大戰后,調回京滬一帶,蔡廷鍇有英雄氣概,有正義感,與黃琪翔私交甚厚,重要問題非與黃商決。蔡居滬數月,時中日關系緊張,蔡、黃認為只有奮起抗戰,才能挽救國家危亡。‘一二八’前夕,閘北緊張,蔡找黃商議對策,黃力主抗戰,和內對外,換言之即抗日例蔣(蔣不抵抗安內攘外),這樣才把十九路軍推至抗日戰場上。此外,尚有十九路軍青年黨的將領翁照垣與麥朝樞鼓動吳禮訓團長抗戰,于是爆發‘一二八’。但在蔣陰謀下失敗了,主持淞滬談判的郭泰祺,戴亦二人遭到學生工人毆打,也是我黨發動的,領導人是嚴正。”

1932123,十九路軍召開駐上海部隊緊急軍事會議。蔣光鼐、蔡廷鍇、戴戟以及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黨前身)成員云應霖等參加,討論決定應變措施。28日晚,日寇先后在閘北、江灣、吳淞等處大舉進攻,十九路軍奮起抗擊。29日,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陳友仁與孫科、李宗仁等18人,通電全國軍民,要求一致猛醒,準備抵抗,同赴國難。

戰事爆發,蔣(介石)、汪(精衛)“既不發兵增援,反想借日本軍來消滅十九路軍;而且派出黃埔嫡系軍隊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到上海監視十九路軍,并計劃在十九路軍失敗以后,準備接防。”八十七、八十八兩師的中上級軍官,全屬黃埔軍官學校第一至四期學生,曾受鄧演達教育,其中不少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十九路軍需要援兵很急,黃琪翔當即派人策動兩師中堅分子自動參加抗戰。并派在上海的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余立奎、何自堅領導的救國決死軍編為十九路軍補充第一團參加戰斗。黃琪翔“曾親入軍中,指揮戰事。”還發動群眾,進行募捐、慰問等活動,支援抗戰。

                           


率部血戰

“一·二八”當天,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王亞樵緊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了20個大隊,分頭組織工人、學生、市民參加決死隊。成立淞滬抗日義勇軍,王亞樵任司令(后改救國決死軍,亞樵居幕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第十九路軍御倭義勇軍參戰表》載:“救國決死軍參戰人數約千人,統率者為司令官余立奎。”

130,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八十七師副師長王敬久開赴淞滬前線,駐杭州的第八十八師由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師長俞濟時親率,25前急進蘇州集結。俞濟時師負責江灣鎮以北至蘊藻浜以南約七、八公里寬區域(包括部分蘊藻浜河防及黃浦江江防在內)重要御敵任務。11日,俞濟時提議并領銜與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副師長李延年等聯名通電全國“誓與我十九路軍親愛將士,喋血沙場,共同生死,寧為戰死之鬼,羞作亡國之民。”16日,第八十七師到達南翔增援十九路軍作戰。20日,日軍向吳淞、廟行地區猛攻,王敬久奉命出擊增援。斃傷日寇數千名,傷亡達2900余人的第八十八師在21日至23日三天激戰結束后進行整補。縮編后相互還不認識的官兵又于25日重赴前線,以血肉之軀向江灣廟行精銳日軍發起猛攻。俞濟時親自上陣,腹部重傷腸穿孔,由此獲得國民革命軍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勛章”一座。

日軍無法突破十九路軍防線,轉攻瀏河。臨時行動委員會暨南大學小組成員,發動各方力量,支援十九路軍堵擊。《第十九路軍關于淞滬抗日作戰紀要》(1932年4月)載:“余立奎補充團為獨立支隊,固守太倉城。”據余立奎回憶:“在我們離開太倉時,太倉人民還辦一個“三·一”紀念館紀念我們。”

                          


聲援抗日

為宣傳抗日,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丘哲在上海創辦《自衛》雜志,揭露侵華日軍罪行。丘哲上小學六年級的女兒丘雪梅,每天放學回家后,都要幫助父親謄寫稿子。王亞樵命戚皖白等人辦《上海悶葫蘆報》,鼓動軍民抗日。

丘哲經常掩護中共地下黨員,如曾憲植(后為葉劍英夫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即住丘家。為張貼共產黨傳單,丘哲安排其同鄉溫某佯作精神病人,帶大捆傳單到處散發。還要求子女丘憲章(后成為中共黨員)、丘雪梅上學時在書包內裝滿傳單,散發張貼。雪梅回憶:“另外還有一位地下黨員溫健公同志被反動派逮捕,關在馬思南路監獄,他患月肺病,身體很虛弱,我母親每兩周一次送藥品和牛肉汁、魚肝油給他,才使他逐漸恢復健康。”丘哲千方百計設法營救,使他得以重返前線。參與營救工作的丘哲夫人,數次從炮火連天的虹口將朋友們救出,被拘留毒打兩個月后,才因查無實據而釋放。27,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周谷城、梅龔彬、鄧初民、潘振亞、方天白、吳景新等人,以及巴金、丁玲等共129位愛國人士聯名發表《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并共產黨員馮雪峰的幫助下成立“著作者抗日會”,聲援抗戰。

32,臨時行動委員會發表《對上海事件緊急宣言》。指出:“上海抗日的軍隊在月余的血戰以后,終于被賣國的政府——蔣介石汪精衛統治工具——用種種欺騙和阻撓的陰謀所斷送了!”《宣言》說:南京統治階級“對于帝國主義的侵,不但無心抵抗,反至勾結招引。”同時發表16項《行動綱領》,提出“立即對日宣戰”完成民族革命,反對賣國的南京政府和反動勢力,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收回已失領土。

支前運動

面對反動當局坐視不援的現實,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楊杏佛組織中央研究院科技人員,成立“技術合作委員會”,先后為十九路軍設計并制作防毒面具、通訊器材和交通等用具。丘哲利用其廣泛的海外關系,發動華僑、工商巨賈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軍。時任交通部郵政儲金局總辦的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楊建平“將匯業總局巨額資金支援十九路軍。”

為使抗戰能夠順利進行,楊杏佛還多次與宋慶齡等商量,動員上海各界人民開展捐獻和支前運動。發動全市婦女捐制棉衣,10天之內就制成了3萬套縫有“勝”字的棉衣送往前線。為收容救濟難民,楊杏佛倡議將中央研究院的理工實驗館讓出來,作為難民留容所。該所先后存在三個月,留容了成批無家可歸的難民。

宋慶齡赴前線巡視后,即與何香凝著手傷兵救護慰勞工作。在楊杏佛協助下,找到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借得該校房屋,創辦了一所有300張床位的醫院。以交大地處華界,傷兵可不經過租界直達醫院,它又面臨租界海格路,較易得到各種醫療用品和給養。楊杏佛先請史量才獨捐5萬元為開辦費,約集留美在滬醫師和中央研究院人員參加服務,并請宋慶齡親任理事,主管醫院事務。他自己則與何香凝常到醫院慰問受傷戰士和醫護人員,支持十九路軍對日作戰。

暗殺日寇

在上海抗日救國決死軍中有一個暗殺組織——“鐵血鋤奸團”,這個組織是由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王亞樵組織的,專司鋤殺侵華日軍官兵和漢奸。

33,日軍占領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戰。隨后,在英、美、法、意等國調停下,雙方開始進行談判。在談判進行過程中,在上海的日本軍政要人決定借429慶祝“天長節”(昭和天皇生日)的機會,在虹口公園舉行“淞滬戰爭祝捷大會”。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與王亞樵等密商,決定采取暗殺行動以破壞日軍慶祝。時間緊迫,日方規定只有日本、朝鮮和臺灣人可以入場,王亞樵遂命其弟述樵密約與其交情頗深流亡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內務總長安昌浩(曾與亞樵追隨中山先生)聯合行動,并提供經費4萬元。選定流落上海的韓國青年尹奉吉執行暗殺任務。429,爆炸成功實施。《王亞樵先生墓表》載:“淞滬停戰,日寇在虹口公園開祝捷大會示威。侵略我國在我國土祝捷,是民族奇恥大辱。公義憤填膺,密派人潛入以定時炸彈懲罰侵略強盜。炸斃日本侵華總司令官白川大將,炸死炸傷日本要員十三人。”

大功告成,王亞樵囑余立奎等人買下上海法租界圣母院路慶順里的公道印書社“給韓國同志們自勞自食,暫作棲身之處。”之后,在王亞樵的巧妙安排下,安昌浩、金永、李海鶯等獨立黨人化裝成兩個司爐、4名乘警和3位女列車員,同中國鐵道人員起,一天深夜乘上開往南京的列車在日方軍警的嚴密監視下,駛出上海。樊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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